三 文学是生活的反映。社会文化与集体意识决定了文学中的蛇形象的基本特征。

从西方文学描写来看，蛇被突出表现的特征当然还是他对人类的威胁以及人们由此产生的对它的厌恶感。希腊神话传说中，希腊联军出发远征特洛亚之际，英雄菲罗克忑斯因被蝰蛇咬伤，被遗弃在孤岛达9年。希腊英雄赫拉克勒斯的12件大功中有一件就是斩杀伤害人畜的9头水蛇，他还曾捏死了天后赫拉派来害他的两条毒蛇。罗马诗人奥维德的 《变形记》也讲到，俄耳浦斯结婚后，其新娘与仙女们在草地上散步，结果被蛇咬伤踝骨，不治而死。维吉尔的 《伊尼德》则描写了拉奥孔及两个儿子被巨蟒缠死的故事，表明蛇身也是足以致人死命的，是可怕的。在西方寓言中，从古希腊伊索寓言到古典时期法国拉封丹寓言再到19世纪初俄国克雷洛夫寓言，都有关于农夫与蛇的寓言，反映的则是蛇的只会害人、不知图报的卑鄙 “小人”的特征。

这些描写进一步表明，在西方人的意识与观念中，蛇与丑、毒、恶的对应关系已经是较为固定了。这与中国文学中描写的蛇的主导特征仍是基本一致的。在中国神话传说和其它文学描写中，蛇往往被视为带给人类不幸与灾难的怪物、不祥之物。如传说中，洪水之神叫相柳，“九首，人面，蛇身”，这恶神所到之处，土地都要变成泽国。有的蛇则带给人类旱灾。《山海经·北山经》记：“有大蛇，赤首白身，见则其邑大旱。”唐代文人柳宗元的《捕蛇者说》讲到永州有一种异蛇，“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有蒋氏者”曾诉苦说：“吾祖死于是，吾父死于是，今吾嗣为之十二年，几死者数矣。”从侧面也反映了蛇毒之剧、危害之深广。中国的文学描写中，蛇通常还是一种危害人类、面目可憎、人人见之而生畏、必欲诛之而后快的毒物。《聊斋志异·花仙子》就说到有一蛇精，专门引诱男人，使之“裸死危崖”。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记载了长妈妈给“我”讲的一个美女蛇的故事，说“这是人首蛇身的怪物，能唤人名，倘一答应，夜间要来吃这人的肉的。”弄得童年的“我”夏夜乘凉时，“往往有些担心，不敢去看墙上”。

与此同时，中西文学中也都有着赋予蛇类以某种善良人性的作品，表明了中西方人并不排除有时也以蛇作为自己某种理想或情感的寄托的对象。如但丁在《神曲·地狱》第二十五篇的开头，诗人看到了一个窃贼和渎神的罪人被一条执行神圣教义的蛇活活缠死，诗人不由得赞赏地喊道：“从这个时候起，蛇类反而成为我的朋友。” 世纪初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济慈的长诗《拉弥亚》中的蛇则是一个可爱的女性正面形象，她虽然最后被敌人击败而消灭，仍给作品中主人公同时也给读者留下了无尽的思念和深刻的印象。同样，中国文学作品中也有将蛇作为美好理想化身加以赞美的，如 《白蛇传》中大胆追求人间爱情生活并具有大无畏反抗精神的白蛇娘子。由于这一形象折射了封建社会中国妇女的命运，其追求表达了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因而这里的白蛇不再是危害人类的化身，而是一个令人感动、值得同情的正面形象。在中国民间传说中，人蛇互变的故事还有很多，除了蛇 （龙）女外，还有众多的蛇郎形象，他们一般都是正直善良和英俊漂亮的化身，都是理想化了的正面形象。

当然，总的说来，文学作品中蛇的形象还是“瑜”不掩“瑕”的，它的毒、丑、恶的特质及其因此令人恐惧与憎恨的一面，毋庸讳言还是文学作品表现的主体。

由以上对中西蛇文化的概要审视，我们至少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启发，即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重性乃至多面性的特点，它们因而就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多重的意义，它们也就具有了不能被人们简单地加以肯定或否定的前提条件。蛇在本质上说的确是凶狠而丑陋的，但不能否认（尤其不能因个人的遭遇、好恶去否认），由于它具有的某些特征和功用，当它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载体时，在特殊背景下，在某些艺术表现形式中，蛇又可能以正面的形象出现或被人赋以某些另外的特征。应该说，也只有这样的认识，才符合古今中外人类社会生活的辩证法。

                       作 者：娄底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讲师；湖南，娄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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