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大约公元前六千年至公元前一千六百年间，一种自然宗教（自然崇拜）——米诺斯宗教在位于地中海的克里特岛达到高潮。其推崇两类神祗——家庭女神和自然女神，而前者的标志就是一条长蛇。起初，它是家庭的女佑护，后成为亡灵逝者的象征。古希腊神话还描绘到，智慧女神与胜利女神都是手拿着画有蛇图案的盾牌，复仇女神的头发则本身就像一条条的蛇，医药之神阿斯克勒庇俄斯则拄着一根长蛇盘绕的拐杖，等等。显然在这里，蛇被当时的人们作为了一种炫耀自己、威慑敌人的标志和象征物了。正如马克思说的：“任何神话都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生产力水平极低、人类防御自然灾害能力极差的当时，蛇的至尊地位完全是由于人类对它的恐惧与担忧造成的。

接下来的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中世纪的人们对蛇的态度与情感更多的变成了厌恶与憎恶。一个经典的例证就是，在西方，作为基督教主要经典的《圣经》中蛇给人的第一印象便是一个反面角色。正是蛇，使得夏娃违反了上帝的禁律，偷吃禁果，最后被赶出伊甸园，并被罚永受怀孕、生育之苦。蛇因此被描写成为“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的”生物，“狡猾的诱惑”就是《圣经》中的蛇给读者的印象。也因此，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诗人弥尔顿在借用这一素材创作《失乐园》时，对蛇也是大加挞伐的。他写道：“那条阴险的蛇，正是他，施奸计/由于仇恨和妒嫉的激励，欺骗了/人类的母亲……”。但不管怎样，蛇仍在宗教信仰中占据不可忽视的特殊地位，人类对他又恨又怕的心理依然如故。其实即使是在《圣经》中，蛇也存在着另一方面的象征意义，《圣经·民数记》中，上帝派来的火蛇虽然使许多以色列人丧生，但也正是因此“上帝的选民”本身才获得新生的：在毒蛇的惩罚下，还活着的以色列人对死亡感到极大的恐惧，对怨渎耶和华和耶稣感到衷心的忏悔，于是上帝叫摩西造了一条火蛇，说“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果然以色列人最后因此得救了。

可以说，古代西方人对蛇的崇拜与信仰，就是在这种恨怕交织的复杂心态下形成的并维持久远的。

在中国古代，人们对蛇的态度也是复杂的。首先，恐惧心理是难以避免的，这可以从大概是最早的招呼语之一“无蛇（它）乎”窥见一斑。上古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一般野兽虽猛还可提防，而毒蛇却是防不胜防的，对那个时候尚未建立固定居住村落的远古人群来说，被蛇咬伤致残甚至丧命的情况随时都可能发生。《左传·成公二年》记载，齐晋两国在革安地打了一仗，齐军溃败，齐顷公在逃跑时，马车被树木挂住，卫士逢丑父因前一天晚上睡觉时胳膊被蛇咬伤无力推车，结果顷公居然因此被俘。春秋时的国君随从尚且遭遇这样的事，其他人以及更早时候的人就可想而知了。带着对蛇类的恐惧，对人自身无法保证绝对安全的担忧，大家见面时，问问“无蛇乎”就是合情合理的了。这大概也可算是一种原始宗教中的语言信仰吧。实际上，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对“它”（蛇）字的解释就是这样的：“上古草居恙它，故相问无它乎？”时至汉代，此问候语还可见诸记载，《后汉书·马援传》载马援致杨广书信云：“援间（最近）至河内，……欲问伯春无它否，竟不能言。”

但总的说，蛇在国人心目中始终没有像在西方人眼中那样坏得那么厉害。比如在远古中国人的崇拜、信仰中，蛇与西方文化中的角色身份有着性质上的不同，它是因为有功或有利于人们而受到崇敬以至被视作图腾的。如中国人信仰中开天辟地的大神盘古，是人首蛇身；男女之始祖神伏羲与女娲据史记载也是人首蛇身，出土的文物刻绘图案也印证了这一点。《山海经》记载着中国古代有!"个信奉图腾的部落，其中有"个以蛇为图腾，另外书中所传故事里的夸父、大人、载天、延淮等神祗，他们或蛇身，或双手操蛇，或由蛇环绕，都与蛇有难解之缘。《列子·汤问》中记愚公移山时也曾惊动了“操蛇之神”，该神报告上帝后，太行、王屋二山才由上帝派人移走。中国人崇拜的龙实际上也是蛇的衍化和美化，我们自称“龙的传人”，其实未尝不可说是“蛇的子孙”。这一切都折射着远古蛇图腾崇拜的信息。

佛教传入我国后，这种外来宗教很快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于是在佛教寺庙门口，就出现了“有中国特色”的四大金刚的塑像。他们手中分别拿着剑、琴、伞、蛇，这在中国民间信仰中，表示着风调雨顺，其中 “蛇”对应的 恰 为“顺”，可见在中国的宗教信仰中，蛇也是一种象征，不过它不像西方宗教中那样象征着邪恶和诱惑，而是象征威严与美好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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